连长被俘到日本成劳工,率众领导花冈暴动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日本本土企业对被掳中国劳工法西斯式敲骨吸髓，骇人听闻！

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虐待中国战俘，众多中国劳工不堪忍受，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他们奋起反抗，在当地发动暴动进行抗日。其中“花冈暴动”震惊中外，流传了半个多世纪，闻者无不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故事至今并没有结束。

说到“花冈暴动”不得不提到这位抗日英雄耿谆，他是这场暴动的组织与策划者，也是这场暴动的幸存者。他大难不死回到中国，晚年时期，为那些在日本的死难者奔走相告，揭露日军当年的暴行作出了的巨大贡献。让我们走进耿老前辈的传奇一生。这篇文章有点长，请伙伴们耐心阅读！

国军连长被俘到日本

耿谆于年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家境较好，使得他可以去上私塾，自幼深受中华伦理传统熏陶。因为少年时耿谆家遭受土匪抢掠，被洗劫一空，从此家道中落，无法完成学业，只能从他自己所摆书摊的群书中，选读些“名将传”、“名臣传”类史籍及字帖，填充旺盛的求知欲。

年，17岁的耿谆从军。从此，到被俘押日本前，他一直在国民党15军64师团，做过团部上尉军械官与连长。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耿谆随军北上山西，参加过忻口战役、中条山游击战斗。年5月，随部回师河南，布防洛阳城郊西工大营，投入到惨烈的洛阳保卫战。

敌人使用坦克、重武器轮番进攻耿谆所在的连阵地西下池整整一天，他英勇无惧、冒死抵抗，最后耿谆身负重伤，成功地掩护64师向邙山撤退，昏死过去的他被抬到战地救护所施行急救。

不久后，团撤至洛阳城内。10天后，伤口略加复合后的耿谆重返苦战中的前线，带领他的连到东关车站御敌，殊死战斗一天，腹部被子弹打穿。

由于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年5月28日，九朝故都洛阳沦陷，中国军队三个师为之牺牲。因重伤倒在战场的耿谆被俘了，他命大，竟活了下来。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连年穷兵黩武，国内经济不堪重负，为弥补劳动力严重不足，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促进华人劳工入境”决定，于、年间先后在中国抓捕、掳押了近四万名中国军人及农民、商贩、店员、学生等平民，运往本土，分配到35家公司的个工地上去，从事暗无天日、朝不保夕的奴隶劳动。耿谆虽重伤不死，却陷入了这一生不如死的苦难境地。

年7月，耿谆等一批战俘由西工营房被押往石家庄战俘营，辗转北平清华苑战俘营，南下青岛码头。日寇从中挑选了健壮的人，人人被绑着，刺刀胁迫下驱使上海船，关押在装矿石的底舱，向日本方向航行。他们在海上走了七个昼夜，其中一人哭喊着跳海，另两人因折磨身亡，被日寇扔进海里。途中，日冦得知耿谆是战俘中军阶最高的，推他为队长。

耿谆等人，几经辗转，途中历经磨难来到日本，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更大的苦难。

在日本上岸后，他们于农历七月底被押运到东北地方的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花冈是铜矿矿区，开采时污水需排出，经营的株式会社鹿岛组（现鹿岛建设公司）迫使中国劳工开凿河道、渠沟排污。耿谆等人到达后，第二天就开始服此苦役。

苦役

历史文档证实，日本战时内阁已将虏押、强迫中国公民在日本从事非人劳动，纳入它的对外侵略战争整体计划。此举无疑是战争犯罪行为。

耿谆之后，日本战争机器又从被侵略的中国陆续虏押来多名男性劳工到花冈，加起来近千人。他们被编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仍推他为大队长。既无契约，又无报酬，他们在敌国天天要干15、16个小时重活，无论烈日、风雪、冰雪，都要出工。稍不小心就会遭到监工鞭打。更严重的每人每天定量只许吃四合米（一平碗），顿顿半饱尚不能，饿得人人瘦弱不堪。饥饿的阴云笼罩在花冈“中山寮”（中国劳工宿地工棚）。

到年农历三月间，米、面粉没有了，先是给两包马骨头熬汤，和一些干萝卜缨，后来配给不是粮食的橡子面。天天有人饿死。难忍饥馑，常有劳工借解手机会抓树叶吃、挖草根吃，也因之中毒而倒毙。还有劳工趁给病号挖土洞蒸衣服、被子时，将蒸死的虱子、小虫抓来吃掉。一名干焚尸活的中国劳工，因为饥火烧肠，竟割下一块同胞的尸肉充饥……他跪在大队长耿谆面前哀哭无泪，只求一死。还有个叫薛同道的河南籍劳工，才20岁，因病掉队，收工途中得到一位日本老太扔给的一个饭团，竟遭监工惨打致死……

临近北海道，秋田的严冬来到了，饥寒交迫的花冈中国劳工，又一次直面死亡灾难。他们大坝活做完后，开始挖四米宽、两米深的地下水道。水沟里都结了冰，要打开冰凌渣，再跳进冰水挖石子。他们没有布鞋，穿的都是草鞋，收工后往回走，很快鞋与脚冻结在一起了，若不经慢火烤过，脱鞋时会将皮肉一起扯了下来。鹿岛组没有配发棉衣给他们。寒风刺骨，大雪没膝，劳工们照样被驱出工。冻得实在开不了步，他们将水泥纸袋撕开，绑在腰间，御一阵子寒。更可怜的是那些病号，饥肠辘辘，寒骨悚悚，辗转反侧，哀号着“队长，我饿极了，老冷呀······”饥寒中煎熬，生命那么脆弱，花冈每天都有中国劳工死亡的记录。但是鹿岛组在填表时，都写什么“患痢疾”、“日射病”。

劳动强度日甚，倒毙的中国劳工几乎天天都有－到后来一天死去四五人，日方初时是死一个火化一个；后来为节省燃料，竟积聚到一定数量，一起焚尸。

耿谆作为大队长，眼见得自己同胞在这座人间地狱中，役若牛马，一个个被折磨死去。来时近千人，不到一年时间竟被虐害死去近人。他对贴近的难友愤然道：“如此惨状，忍无可忍！”

鞭毙

“二战”结束前夕，面临覆巢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作兽性的垂死挣扎。年6月，鹿岛组花冈出张所所长河野正敏、中山寮寮长伊势智得及几个监工血民處杀中国劳工，已经发展到恶性膨胀程度。

一山东籍劳工王廷邦，年老力衰，不堪劳役，上山自缢未遂，被监工福田毒打致死。

河北籍劳工肖志田因饥饿，夜间出外见食，抓回后，河野所长用木根硬烂他的双腿。五天后肖悲惨死去。

山东籍劳工刘发贵不堪鞭笞而逃跑，抓回后，监工福田、长崎等一批人用麻绞索绳沾滚水抽打，两天后刘身亡。

“日渡封狼心肠，视我为亡国奴，驱之牛马不如。”大队长耿谆悲情不已，分别与劳工难友串联酝酿举事：“犯危难而死，胜过坐以待毙，受屈辱而死者千倍！“劳工中的核心分子已在摩拳擦掌准备暴动了。

而促成他们起义的导火索就是“薛同道事件”，薛同道已经病（饥饿所致）得不能上工了，耿谆大队长让他休息，他哭着说：“队长，我因病不上工，口粮就会减半，我饥得更厉害了，不就死的更快了？”他坚持跟大伙去上工。他返回时掉了队，得到一位日本老太给的一个饭团，但尚未移到嘴边。就被监工发现，边踢边骂，“小偷的干活！”拉回中山寮，不给饭吃。晚间，集中国劳工、监工们将薛拉出来，用木棍、皮带轮番殴打。薛同道被打得翻来滚去，血流淌地、尿滚尿流。监工小畑还不“解恨”，取出“撒手锏”－用公牛阴茎晒制成的皮鞭，没头没脑地向薛抽去······薛就活活惨死在日寇的抽打狞笑毒骂中。

“辱我民族太甚！损我国人太甚！”被迫“围观”陪受罪的中国劳工眼睛都出血了。

花冈的中国劳工忍耐已达极限。耿谆与李光荣、刘智渠等十多人密议，定于6月27日举事。

暴动失败，再次被俘

但是暴动日子往后推迟了三天。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27日这天正逢“老头太君”（50多岁）和“小孩太君”（10多岁）这两位一向暗中较善待他们的监工值班，为了避免伤害他们，延期到30日举行。事隔42年后，当耿谆再度造访日本时，这位叫越后谷义勇的“小孩太君”到东京成田机场迎接中国恩人，深深鞠躬致谢、道歉，并在日本一路伴耿。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一场慷慨赴死的暴动。

50年后，耿谆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坦承：“暴动方案完全是我定的，我定的方案是必死。”“暴动中的一切部署，只有我向他们下达战斗命令，整个情况只有我掌握”。

暴动完全是义举，耿谆与他的难友还“约法三章”：不准入民宅；不得恐吓老人与儿童；不准擅自离队。为什么“必死”？因为这是在敌人本土岛国日本，举目是故，举足无不陷坑，你能把队伍带到哪里去？曾有一次机会，耿谆在翻译屋里拣了一片破纸带回去，展开细看，原来是张残缺的日本交通图。他在这张地图上，看到了花冈的地理位置，它邻近本州岛最北面的青森县，两地有铁路相连。青森濒临一个海湾（陆奥湾）；过一道海峡（津轻海峡），便是北海道了。耿谆当时与几个核心难友商定，暴动后这奔北海道方向，在海边集结，如能夺得船只，“则漂流大海，任其所之；如不得手，背水与敌决一死战之后，全部投海自尽”。而且，耿谆规定“小队长以上，须各自准备自杀之利器，以备不虞”。

·...举义那时刻——混沉长夜，梦游睡乡的11时到了。按耿谆布置，次郎（少年班劳工中被监工要去作侍候的小孩）熟门熟路地打开了监工们住宿的房门，但未能按耿谆部署的袭击计划行动，由于外围防守30人临时失措，入室进袭的20名骨干分子耐不住，闯进去先动手了，刘锡才一棍把电话机打落，日寇惊吼而起，死命夺窗逃命，李光荣等人举锄头、劈圆锹（他们唯一的武器），分别砸死了平日恨之入骨的三个监工：猪股清、小畑之助、桧森昌治；另一个监工长崎与劳工搏斗多时，刘锡才返身助战，一鼓作气劈死了他；翻译任凤歧为虎作伥，干尽坏事，也被干掉了。原计划还要埋锅造饭，饱餐一顿再走，但来不及了。计划中李光荣率50名中国劳工，袭击美军俘虏集中营，解救了异国难友。按原计划，刘锡才率50人袭击警署，夺取武器－但此时敌人警报四起，不绝于耳，眼看将遭包围，耿谆果断拉起队伍，离开中山寮，但越铁路北去青森趋津轻海峡的大路不好走了，仓促中摸黑朝西南有山方向撤退。这时已是深夜1时了。

这座不高的山叫狮子森，耿谆一群尚在攀登山腰，山顶已传来敌人的狂啸声。敌方警察、宪兵、在乡军人两万多人居高临下狙击，渐渐四周合围，漫山遍野剿捕起义的中国劳工。劳工们用山石进行回击，竟击退敌人三次进攻。第四次，石块用完了，于是用锄头、铁锹、树棍呼啸着同敌人肉搏。四面夹击中，当场多位同胞殒命、10多位同胞跳崖，喊杀声惊天地泣鬼神。血战下来，只剩二三十人了，山坡上，已经是最后时刻了，耿谆对身边的难友说：

“你们各自为战吧！我，以身报国！”欲取事先准备好的刀子，但刀子丢失了。耿谆强行取过李克金的绑腿带，喊了声“不要迟疑了”，一头拴上树杈，一头套进脖子，用脚猛蹬下，但没死成。因为发出喉音很响，被李拉了下，坠地。敌人赶过来了，口鼻淌血的耿谆被抓走了。

山上山下极其混乱，参加暴动的中国劳工非死即被捕。近名花冈中国劳工参加的起义失败了，耿谆等人再次被俘。

被判死刑，却无罪释放

花冈起义活下来的二三十名中国劳工再次成了“俘虏”，他们被倒绑着手臂，押到花冈（现大馆市）共乐馆前广场，用铁栅栏围了起来，罚跪三天三夜（7月1日至3日）示众，没有给过一口水，没有进过点粮食。

白昼受日本海骄阳烤晒，夜间遭北海道的寒流针砭，饥肠辘辘，瞌睡绵绵，稍而且疲意，就被警宪和在乡军人用木棍猛击头颅。就这样，又有一批中国劳工血肉模糊倒地被毙。一位幸存下来的劳工说：“这种精神和肉体的酷刑”，“是千刀万剐的凌迟”，三天下来，多人惨死于“共乐馆”广场。

另一处现场：耿谆等12人作为主犯，被押去花冈警察署，以后转禁秋田县监属先后被审六次，当然少不了酷刑伺候（现在耿谆还留着痼疾，脖筋扭动时会“确”作响）。

“中国政府给你什么任务？”来自东京的大佐宪兵司令问。

“我的军阶很小，根本谈不上接受政府任务。”耿谆被优待坐着，还得到一个苹果。

“是不是中国政府授给你颠覆日本的任务？”

“不是！暴动是为了挽救我同胞劳工的死亡。”

“你们出去后，往哪里去？什么地方接待你们？”

“为了不在中山寮饿死。出去寻找生路，哪里也没接济。”

“按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

“中山寮我战俘死去数百人，何人应该负责？你们日本人来偿命吗？”耿谆说道：“我杀人，我抵命，我愿剖腹！”

宪兵司令拍案结束审讯，临了叽咕几句。一位叫王刚的翻译（中国东北籍留学生）

忙趋耿谆：“队长，他说你伟大！”

年9月17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第27天耿淳在秋田县法院庭上被“宣判死刑”。

“刑场在何处？”耿谆问狱吏。

“在仙台，宫城县的仙台是秋田的南邻。”

“哈哈！死能上仙台，也大快事也！”

后来，由于日本战败，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耿谆又被无罪释放。

深埋伤痛，几十年后起诉日本政府，为那些冤死的灵魂讨回公道

耿谆被释放后，于年幸运回到家乡务农，深埋伤痛。以后经过40多年沉浮，年起，农民耿谆先后被举任为河南省襄城县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平顶山市政协常委。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忘民族屈辱与伤痛，除了飞赴日本伤心地祭祀慰灵难胞（年）外，更以“鹿岛组花冈强制劳动幸存者及死难者遗属联谊筹备会”会长身份，于年12月22日发表《致鹿岛组的公开信》，提出正当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

1.鹿岛组应郑重向我罹难死亡烈士的遗属及幸存者声明谢罪；

2.鹿岛组即当在日本大馆市及中国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殉难烈士纪念馆；

3.鹿岛组必须向我花冈受难者名（死者遗属及幸存者）每人赔偿万日元。

耿谆说花冈惨案“留下千古悲痛”，“如果鹿岛组仍然置若罔闻”，“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永远向鹿岛组声讨此笔血债”！

这封《公开信》厘定了耿谆对日本鹿岛公司“世纪诉讼”的底线。可是日本对此怙恶不悛、置若罔闻，晚年的耿谆不顾年迈的身体，与日本当局多次交涉，义愤填膺指出：必须追责到底！或许是日本当局“良心发现”，最后于年达成“和解”，但这“和解”违背耿谆的意图，鹿岛组公司仍然不承认当年的罪行，耿谆拒不接受。

1.改变法律赔偿本义。说“向利害关系人（系指中国红十字会）信托五亿日元，作为一种对在花冈出张所受难人予以祭奠”。庄严的法律索赔金变成了中国俗语中的香火钱。

2.变赔偿为善施、友好基金。鹿岛公司甚至要求“利害关系人”将这笔“信托金”作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进行管理，“用于对受难者的祭奠以及追悼、受害者反其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等方面”。它岂不成了富翁对贫民布施？甚至要控制“信托金”的运营。要求成立基金运营委员会，在选出委员会时“被控诉人（即鹿岛公司）可以在任何时候指派一名委员”。

3.彻底否认赔偿性质。鹿岛公司口口声声称“信托金”，“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进而要中方承认：“有关花冈事件的所有悬而未决已全部解决。”

耿谆看到这文书后，不禁捶胸顿足怒吼：“渴死不饮盗泉之水，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我唾弃鹿岛公司施舍性的所谓“捐出金！”

即使耿老身患疾病，急需治疗也未曾拿出这笔“钱”，体现出耿老铁骨铮铮，遵守誓言。在年8月27日下午5时20分，耿老在位于河南襄城的家中去世，带着遗憾永远地“走”了，享年97岁。

“花冈惨案”，是一段惨痛的的历史，是国人不堪回首的过去，勿忘国耻，吾辈应当自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不被别人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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