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一个老实人的生与死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去年病逝的一位朋友！
一个老实人的生与死他就是个“瓷锤”
我要写的这个人叫李加强，锦阳村人。
李加强的大半生，都是一个包工头。
李加强于去年这个时期去世。他去世时，我正在山东采访。接到他妻子打来的电话，得知了他已不在人世的消息，我半天无语，且唏嘘心痛。
李加强出生于五一年。一岁时，父亲撒手人寰，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养育成人。
李加强读书不多，最多念到初中。那个时候的初中，天天在学工学农，在搞阶级斗争，学生的状态，用农村人的话说，就是“课堂里喊口号，放学后拔猪草”。
小小年纪，李加强便跟上一位泥水匠师傅学建筑。二十多岁，他步入县建筑公司的大门，当起了合同工。先搬砖砌墙，后当小工头，再后来建筑公司接了像样的大活，就委托他全权负责施工。耀州地面上很多五层六层的楼房，都是李加强负责建造的。
负责不是承包，李加强并未从这些工程里，捞到巨型“鲸鱼”，但肯定能捕捉到一些小虾小鱼。小鱼小虾，一旦塞入私人的口袋，那个口袋，就已相当鼓鼓囊囊了。在机关人员的工资尚不足百元的年月，他若在一个投资数百万的工程上揩到两三千元的油水，其阔绰与充裕，便不难想象。
那个年代，正值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冲撞之际，计划经济的余威一息尚存。县境内不管哪个机构盖楼，首先想到的就是县建筑公司，对民营企业，社会上还存在着根深蒂固地不信任。相对而言，那时的风气还未彻底溃烂，虽有腐败，但腐败远不及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和无所不在。施工上的偷工减料，材料上的假冒伪劣，尚处于若隐若现的初始阶段。
李加强秉性憨实，用他一位伙爷（土语，朋友的意思）的话说，就是个“瓷锤”。他从自己所负责的多项工程中，捞取了一定的利益，过上了殷实的生活，但与那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还是无法比拟。九十年代初，县建筑公司濒临破产，李加强抽身出来，自行揽起了工程。但他没有自己的公司，要揽活，还得依靠县建筑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建筑资质。建筑公司的经理把这些证照锁在自己的柜子里，撬开那个紧锁柜子的唯一钥匙，就是大把的金钱。
只要手握执照，手握图章，一天到晚躺在沙发上看黄碟，滚在床上玩女人，钱财也能滚滚而来——这算不算中国特色？
我认识李加强，是在八十年代末期。我妻子的专长是建筑预算，李加强一旦揽到工程，常常胳肘窝夹一卷图纸，手拎一把香蕉，跑来敲开我家家门，让我妻子帮忙给他做预算。一来二去，我与他就熟悉了。他的妻子，与我同村同姓，聊一聊邻里关系，排一排辈分高低，我们之间的关系，仿佛又亲近了一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个大村庄，能有一千元存款的人家，实为凤毛麟角。在这样一个钱很值钱的年代，李加强的伙爷任二牛，狮子大张口，向李加强提出了借钱之事。李加强念其发小关系，不假思索，取出一万元交给了任二牛。任二牛借钱，并非为了自家用，而是一转身，将钱交给了自己远在西宁的哥哥任大牛。
就是这笔钱，给李加强带来了无妄的牢狱之灾。
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家迁往西安，但耀州城里，还留有一套房子。那套房子，本是城建局和税务局合盖的家属楼——负责这栋楼施工的，正是李加强——但房改之后，房子的产权已归属于私人名下。
除了我偶尔回耀州城居住外，在更多的时间里，房子都闲置着。李加强在耀州城里跑项目，揽工程，却无处栖身。他提出想借我家的房子居住，我们就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他。
李加强是个邋遢之人。我每次回耀州，用钥匙拧开房门，都会发现房子里脏乱不堪。桌子上，书架上，茶几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毛茸茸的；墙壁半空的拐角处，丝丝牵牵地悬挂着蜘蛛网；地面上，全是抛扔的烟头。说是烟头，并不确切，因为每根烟，只是被他抽了一口或两口便扔掉，于是，白色粉笔般的烟头，横七竖八地铺满了地面，仿佛秋天打谷场里摊开的豆杆，将地面严严实实地予以了覆盖。人的脚踩上去，绵绵软软，晃晃悠悠。唯有那张床，以及挨床的那张桌子的一角，还勉强算得上干净。桌子的一角没有灰尘，应归功于他的衣袖。他的习惯动作，就是坐在床沿，胳肘支在桌子上，或喝茶，或发呆。衣袖蹭来蹭去，将桌子一角的灰尘蹭没了。
灰尘逼得他节节后退，他的生活区域，已缩至那张床，和那张桌子的一角了。
我数次劝他，望他抽时间打扫一下卫生。人住的房子，不是猪卧的猪圈。
听了我的忠告，他频频点头。但当我下次回去，却发现房间里依然如故——旧灰尘抹掉了，新灰尘又落满了；旧烟头被铲除了，新烟头又铺了一地。
除了不讲究卫生，李加强在其他方面，均无可指责。尤其在处世为人上，很是厚道。他有钱，但不吝惜钱，花起钱来，仿佛摔纸片。
我一经回耀州，或他一经来西安，都要执拗地请我吃饭，不吃都不行。两个人或三个人，却要铺张地点八个菜十个菜，而且点菜只点贵的，不点对的。普通人抽烟，大多是一元八一包的“红豆”，或两元一包的“长沙”，但他抽的，却是十元一包的“猴王”。抽一两口，就毫不怜惜地将烟捻灭扔掉。他买烟，一买就是十条。
在同一个坑里反复跌倒
不管多么有钱，李加强始终属于农业户口。也就是说，他的身份还是农民。
是农民，却在若干年，从未耕种过。一天到晚，他骑着摩托车四处奔走，但他那勤劳的妻子，却坚守着归属于他家的一亩七分田，整日扛着镢，扛着锄，在田地里出出进进。
他请人吃饭，点一盘烧鸡，点一条清蒸鲈鱼，随随便便的，就甩出了二百三百元。他的妻子坚守着灶台，一个发霉的馒头，都舍不得扔掉。
在村里大多数人盖一层平房尚且气喘吁吁之时，他家轻轻松松地盖起了两层楼房。楼房内，各种电器，各种家具，一应俱全。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读高中，一个在读初中。两个儿子，用村里人的话说，都是“乖娃”，性格腼腆温顺，从不招惹事端。
大儿子在中学读书，成绩处于班级的末尾。李加强未雨绸缪，早早地就为儿子的出路进行着谋划——儿子肯定考不上大学，于是他就想让他上一所中专。中专也是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录取，以儿子目前的现状，考取中专都非常困难——通过熟人关系，他找到了时任中学副校长的朱焕昌。在他面前，一向虚荣的朱焕昌，云里雾里地向他吹嘘了一番，说自己不但和省教育厅的厅长是哥们，而且还和某副省长是拜把子兄弟。有这么多的实权人物撑腰，办理他儿子上中专，“那是碎碎个事”，类似于用大炮打蚊子。但要办成，需要拿钱铺路。
第一次，经朱焕昌提醒，他给朱焕昌送去了一万五千元。
在众人还沉浸于谈论和羡慕万元户的年月，一万五千元，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啊！
现实情况却是，由于国家不再包揽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几乎所有的中专学校，都失却了往日的光彩，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为招不到学生而抓狂。学生只要报考了某所中专，只要不是零分，那所学校定会将其录取。在学校的眼里，学生已不是学生，而是消费者。多录一个学生，相当于为餐馆多招揽来一位食客。
李加强花大钱委托朱焕昌为其儿子办理上中专之事，我浑然不知。
有一天夜里，他来我家，说有一件事想向我咨询。
我问什么事？他把给儿子办理上学的根根梢梢，全盘托出。他说朱焕昌宣称因打点的人多，他之前送去的一万五千元，远远不够，朱焕昌要他再拿三万元来。他今晚去给朱焕昌送钱，但行至半路，却多了个心眼，于是拐了个弯，跑来我家，向我打听朱焕昌这个人怎么样？他不担心花钱，担心的只是花了钱，事却办不了，那该怎么办？
他敞开自己厚厚的外套让我瞧，我不禁目瞪口呆：只见他的外衣内侧的口袋里，裤兜里，裤带上，全别着一捆捆的钱。他的腰里，特意缠上一条长长的纱布，纱布紧贴着内衣，密密匝匝地裹着一圈现钞。那时候，百元币值尚未诞生，人民币的最大面额不过十元。三万元，百元一捆，就有三百捆。
我不知该向他说什么好。尽管他比我年长，但这时，我还是忍不住地冲着他咆哮了起来，诘问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是石头，还是浆糊？孩子上个中专，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吗？
此刻，朱焕昌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已降至地平线以下。朱焕昌当过我的老师，又做过我的同事。我们同在中学执教。念及他是我的老师，尽管诸多的人对他颇有微词，但我却极力地保持着对他的基本尊敬。但我清醒地知道，在生命形态和为人方式上，在我与他之间，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价值追求的指向南辕北辙。他看重的，我常常很鄙夷；他鄙夷的，我却非常看重。他的重心，不在于积累学问，不在于专注教学，而在于与各类官场人物的勾肩搭背。他是工农兵大学生，肚子里本就无货，但在学生面前，却摇头晃脑，装腔作势，显得无比高傲。但那颗高傲的头颅，一见到那些头顶官帽之人，立刻就耷拉了下来，变得低声下气……我对朱焕昌平日里的做派，很是嗤之以鼻，只是因为师生关系，从不外露。我知道他在做人上很是失范，但没想到会这么失范；我知道他在钱财上颇为贪婪，但未曾料想他会如此贪婪。他的行为，在我看来，不客气地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敲诈。利用他人的愚蠢，利用他人的懵懂，第一次敲诈得逞，还想接着敲诈第二回。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若干年后，对官场极度迷恋的朱焕昌，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副县级领导位子。从此后他以位高权重自居。见了生人熟人，他都头颅高昂，不理不睬。致命的是，他弃个人尊严于不顾，今天召见这个，让其为自己报销一笔巨额开销；明天约见那个，让其为自己支付某几笔账务。物欲的烈焰，吞噬了他的理智，使他呈现出了某种危险的疯狂。如此这般，他很快就令人生厌，非议声随之而起。就连他的司机，一提起他，都摇头不止，骂声不绝——他经常在夜里打牌。晚上七八点钟开战，至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终结。牌场距离他家，不过区区二三百米的路程，但他却一定要车接车送。车接车送，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特权和待遇。他在屋内的夜灯下鏖战，车辆则停放于楼下，那个有家有室的可怜司机，坐在车里，一边打着呵欠，一边盯着手表上的指针，苦苦地等候着牌局的结束。一次又一次，凌晨两三点钟，朱焕昌输光了身上的钱，却不肯罢手，一心一意地想着要捞回来。但要翻盘，必须得有本钱。于是他下了楼，来到车前，以命令的口吻，让司机替他去筹钱。司机掏光自己的口袋，不过区区数百元。不得已，司机只能跑去敲父母和姐姐的家门。睡梦中的父母和姐姐姐夫被反复折腾，尽管心里极度恼怒，但鉴于司机身在屋檐下的处境，钱却不得不凑。这个给八千，那个给一万。如果还不够，司机就去敲某个朋友的店门——朋友开有商店，就睡在店里——凑齐了两万，司机把钱交到朱焕昌的手里，自己又缩回车里等候。
后来朱焕昌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他离开人世，令我惊骇，更令我伤感。作为他的学生，我难以面对自己老师的悲剧，也无法厘清导致这场悲剧的真实原因。但我知道，朱焕昌从人生的起步阶段，就误入了生命的迷途。他追逐的猎物，他憧憬的东西，最终都成为一条条的绞索，套住了他的脖子，且越勒越紧。他在世故的贪念里越陷越深，他在世俗的欲望里不可自拔，岂不知贪念与欲望，本身就是一座“请君入瓮”的陷阱，是一座含情脉脉的坟墓……
我的厉声呵斥，阻挡住了李加强送钱的脚步。李加强将身上携带的三万元，又装回了家。但孩子的上学，在朱焕昌那里无疑泡了汤。两月之后，高考已进入录取阶段，李加强来西安，我询问他孩子的状况，并委婉地提醒他，我愿在他孩子上学之事上，为他尽力。
李加强断然拒绝了我，说：你忙，我不愿给你添麻烦。你不管，已经办好了，我一个伙爷办的。上的是省劳改学校，毕业后学校负责分配工作。
说我忙，说不愿为我添麻烦，那只是托词。隐匿于背后的真正原因，则是李加强对我的轻视。他认为我无职无权，没有能力办那样一件“大事”——在他的意识里，孩子上学之事，比天大，比地大。
吃完午饭，李加强执意要我陪他去劳改学校附近见他的伙爷，说他心里还是不够踏实，怕孩子一脚踩空。他要我去，是想让我当面听听他伙爷的说法，帮他分析分析，参谋参谋。
在出租车上，我问：你伙爷是干啥的？
李加强说：卖煤的。
崔家沟煤矿在西安的建工路设了一个煤场，他伙爷长年驻扎在那里，向各个单位推销煤炭。
我问：你咋认识这个人的？
李加强说：都是一个村的。他哥哥在外面当官，就给他在崔家沟煤矿找了个既赚钱又轻松的差事。
我问：他有啥本事能把你的孩子弄进劳改学校？
李加强说：劳改学校和崔家沟煤矿是同一个系统的。煤场就设在劳改学校的旁边，与劳改学校一墙之隔。伙爷经常出入于劳改学校，一来二去，便和学校的领导混得滚瓜烂熟。
我问：所有学校的毕业生，国家明文规定不包分配，他有什么办法，能使你的孩子毕业后进入崔家沟煤矿当干部？他也好，学校也好，单凭口头承诺，怎么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万一你孩子毕业后，他们不兑现承诺，你能把人家咋样？
李加强说：没问题，那是我伙爷，他不会日弄我的。
我问：孩子被录取到劳改学校，经过市招生办了吗？
李加强说：没有，啥过程都没有，他只是让孩子九月五号带着行李到学校报到。
我很是疑惑，问：没经过招生办，怎么就被录取了？不经过一套程序，连学籍档案都没有提取，正式录取绝无可能。只有一种情况，什么东西都不需要，那就是自学考试。很有可能，你孩子被人家录到自学考试班里去了。
李加强依然是那句老话：那是我伙爷，不会日弄我的，你放心！
我继续问：为孩子的事，你咋样答谢你伙爷的？
李加强不把我当外人，直言不讳地说：我送给他八千元，让他运作这件事；另外，我买了一套六千多元的组合柜送给了他；还雇人给他家包封阳台，花了两千多；加上烟呀酒呀的，总花销，也就是两万多。
我笑着说：人家叫你瓷锤，一点儿都没叫错。你的头，真是一块铁疙瘩。
到了那家煤场，在一间简易房间里，我见到了李加强的伙爷。
那个被他称作伙爷的人，裤腿高挽，裸露着两条细若竹棍的长腿；他又高又瘦，体型仿佛一根晃晃悠悠的芦苇；他的脸过于狭窄，像一道微缩的山梁模型，眉目紧缩，鼻子高翘，胡子拉碴；他脚蹬一双拖鞋，从屋里出去，又从屋外进来。
伙爷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很不欢迎。我向他发问，连问了几句，他才用冷漠而傲慢的余目瞥瞥我，似乎在无声地说：你算什么东西？有啥资格问我？
我问他：孩子上劳改学校，该不是自学考试吧？
他嘴角一抽，脸上泛起一丝冷笑，然后扭过头去。
我问他：怎么能保证毕业之后的工作？入学时，要不要就与学校签订就业协议？
他依然是嘴角一抽，扭过头去。
在返回的路上，我以坚定的口气，对李加强说：百分之百是自学考试！不信，你走着看！要自学考试，何必去劳改学校？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重点院校，你若想参加自学考试班，随便挑，随便选。只要你敢走近这些学校的大门，他们便会拽着你的胳膊把你往校门里拉，只差点儿给你下跪了。开办自学考试班是所有学校用来赚钱一门生财之道，有客户送钱上门，谁能不热情？孩子在这些名牌学校的大门里出出进进，脸上好赖还有点儿光彩，而去劳改学校，既学不到知识，名声又难听，你图个啥嘛？
李加强说：你不管，没问题，那是我伙爷，他不会日弄我的。
九月五日，李加强的孩子去劳改学校报到。三天后的九月八日，我接到李加强从耀州给我打来的电话，说：娃又背着铺盖回家了。
我问：咋了嘛？
他说：就是你说的那种自考班，这种班不行，乱得很。
我问：交过学杂费了吗？
李加强说：交了，学费加住宿费，共交了八千多元。
我忍不住地抱怨起了他：你就是这么愚昧，这么倔强，加上给你伙爷的投资，你算算，总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你坚信你的伙爷不会日弄你，可他日弄了没有？你的伙爷也许没有日弄你的故意，但他本身就是个目不识丁之人，懂什么呀？懂教育，还是懂招生的程序？据我所知，凡介绍学生进入自考班的人，每介绍一位学生，都能从中拿到一笔数额不菲的回扣，这些你知道吗？为了这笔回扣，你的伙爷把安排孩子的工作当作诱饵，勾引你上钩，你果然就上钩了。明明是悬崖，你却执意要跳，谁都拽不住你。
李加强嗫嚅着，问我：好娃他叔哩，说这些都没用了，现在紧要的是，你能不能给娃想个办法？
我说：你终于想到我了？你绕了那么大的圈子，最后还得把皮球踢给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放下电话，我给在市招生办工作的一位老朋友打去电话，如实告诉了她李加强孩子被耽误的现状，请她能为这个孩子提供帮助。朋友说未招满学生的学校正在补录，她会竭尽全力。一天后，朋友打来电话，说李加强的孩子已被省财贸学校正式录取。
孩子跨入财贸学校的一月后，李加强才想起来要对我的这位朋友表达谢意。他打来电话，问我怎样感谢人家才合适？我说你买一瓶酒，再拎一壶菜油，送给她即可。酒是西凤，三四十元一瓶；菜油十斤，不过四五十元。也就是说，花了不足百元，就搞定了此事。
算卦摊上结交的伙爷
李加强人生的转折点，是从承揽一家工厂的建筑活开始的。
这家新立项的工厂，据说，受到了中央某部委扶贫款的支助。
工厂的老板，本是一个社会闲人，大名孙克隆，小名三狗子。孙克隆祖籍河南，安家于汽车站一侧。他无固定职业，平日里的生活来源，有赖于在汽车站门外的摆摊。他有时摆个茶水摊，有时摆个算卦摊，又有时摆个棋摊。摆一个算卦摊，或摆一个棋谱，他都穿一件道士的黑长袍，端坐于一个小马扎上，双手抱膝，守株待兔。算卦摊和棋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诱饵，但总有那些眼角抹了鸡屎的人，或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宛若喜欢贪占便宜的游鱼，被他钓上了钩。那些人掏钱的动作很利索，但掏钱之后的脸色却很难看，个个都在咽唾沫，翻白眼。
建筑公司与汽车站是近邻，李加强路过算卦摊，时不时地立在一旁瞧稀奇。瞧多了，心里就发痒。终于有一天，他甩给孙克隆一百元钱，请他给自己算上一卦。孙克隆不着边际地乱说了一通，然后要给他找钱。他不要，孙克隆说那不行，一定得要！并说他这一卦，只值九十九块九，怎么能领受他一百元呢？修道之人最讲究诚信，若多收了钱，道行就会变浅，孙悟空便会在三更半夜，凌空而至，降落他的床前，抓捏他的脖子——孙克隆信仰的至尊之神，就是《西游记》电视片里那个胡蹦乱跳的孙猴子——李加强收了孙克隆递来的那一毛钱。
这一毛钱，是孙克隆抛给李加强的诱饵。
李加强果然上了钩。当天晚上，被一毛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李加强，在一家餐馆里设宴，宴请孙克隆。酒足饭饱之后，李加强塞给了孙克隆两条高档香烟。
一来二去，他和孙克隆便成了伙爷。伙爷就得有个伙爷的样子，于是，他今日丢给孙克隆一盒茶叶，明日请孙克隆喝两盅白酒，后天又把八成新的电视机雇人扛往孙克隆的家里。
这样的小恩小惠，终于得到了回报：某一天，孙克隆收拾了棋摊，跑到他单位找他，说有一个大工程，想让他来承建。
孙克隆拿出一份批文，让李加强看，以证实自己所言不虚。
李加强翻看了那份盖有县市政府部门公章的红头文件，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当即，他就把孙克隆领进歌舞厅里，安排两位小姐伺候孙克隆。孙克隆的嗜好，李加强心知肚明。
工程是真实存在的。但最初上蹿下跳跑立项跑批文跑征地的，并非孙克隆，而是另有其人。孙克隆在牌桌上与那个手握批文的人相遇，聊起此事，他觉得有利可图。谈判了数次，那个人以百万元的价格，把这个项目转卖给了他。孙克隆哪来的一百万元？一万元之于他，都是个天文数字。借没借到，银行贷款又跑不下来，于是孙克隆就在地下钱庄，以月息两毛，贷了十万元，给那个人先行交了定金，并答应赶年底，将余款全部结清。
孙克隆急急火火地找李加强，是因为他相信，只要把李加强变成和自己拴在同一条绳上的蚂蚱，紧要关头，李加强绝对不会丢下他不管。李加强在孙克隆的眼里，是一根救命稻草，是一艘诺亚方舟。
这是一座将要建设的化肥厂。建设用地，已预留了出来，且圈了围墙。化肥厂的厂址，位于市郊一隅。孙克隆之所以热心于这个项目，那是因为他非常看中项目的性质。批文上的“扶贫”二字，令他痴迷，更令他浮想联翩。他的出发点，不在于工厂建成后怎样赢利，只在于建设期间源源不断地资金降落。“上面”拨付的资金，就像一个盛满油的油锅，整日围着油锅打转转，哪能沾不上油渍？
李加强开始忙碌起了这项工程。很多次，他都带着各式各样的土特产，陪孙克隆去北京“跑部要钱”。从北京返回后，他来找我，神采奕奕，踌躇满志，仿佛因为这项工程，自己眼看着就要大发一笔横财了。他说每回去北京，一路的开销都由他负责。孙克隆带着他，就是要让他掏钱买单的。孙克隆走到哪里，都改不了惯有的恶习，吃喝玩乐之余，他竟然还要去一个酒吧里泡洋妞。那些俄罗斯姑娘，个个长得像人头马，个头高得能戳破天，当然，价格也很贵，动辄两千三千。去一趟北京，无论怎么紧捂钱包，都得花个五万六万。不过，李加强并不为这般的挥金如土而懊恼，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今日自己为孙克隆花钱，明日就能从孙克隆那里赚来更多的钱。
我问他：你承揽孙克隆的工程，签合同了吗？
李加强回答：都是伙爷，不用签。
我很惊讶，说：那么大的工程，连个合同都不签，万一上当受骗了怎么办？
李加强很自负，说：没问题，没问题，都是伙爷，平时关系好，你放心。
可我就是不放心。我向他讲起了在现代经营中契约的重要性，说现今的社会，失却了纯朴，沿袭过去那种依靠信任合作的老办法，已行不通了。现在是口说无凭立字句为证的年代，必须树立契约意识，不然，结局就会很惨很惨。契约是啥？是救生圈。在海里长期游泳，水性再好，谁能保证自己在大风大浪永远安然无恙？遇到危险，救生圈至少可以救人一命。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契约制度。
李加强依然说：你不管，都是伙爷，他还能骗我？
刚开始建设，李加强一直在垫资。他把自己三十多万元的积蓄，一股脑儿地垫了进去，却远远不够。无奈之下，他四处赊欠材料，在钢筋市场赊欠数十吨钢筋，在水泥经销部赊欠数百吨水泥，在五金商店赊欠打桩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建筑材料。总之，他赊欠得七窟窿八眼睛。那些供货商，大多与他是生意场上的“伙爷”，知道他为人比较实诚，不会干坑蒙之事，且看到他正在建设那么大的一座工厂，于是，便放心地让他先拉货，后付钱。
就在李加强为资金的短缺而焦头烂额之时，孙克隆却混迹于各种豪华的娱乐场所，俨然一个阔老板的架势。他除了频繁出入于歌舞厅，与坐台小姐勾勾搭搭，还在沉溺于赌场，在赌场上一掷千金。某个晚上，孙克隆在河西的一座赌场，输掉了三十多万。无力付账之时，他打电话给某一位熟人，让熟人把自己的面包车开来，他想借用一下。熟人将面包车开到他面前，熄火之后，将车钥匙交给了他。当着车主的面，他一转身，就把车钥匙递到了赌场庄家的手里。转瞬间，面包车就归赌场所有，他的熟人无奈地仰天长叹。
这个情节是李加强讲给我的。按理说，这件事应引起他足够的警觉。但他没有，他只是把它当做一件很可笑很荒唐的故事来叙述。叙述完了，一切照旧。
在厂房快要封顶之时，“上面”的部分资金终于划拨了下来，孙克隆张开双臂，抱住了一大块肥肉，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当然，他也从肉上切下了一小块，分给了李加强。这一小块肉，让李加强似乎望见了挣大钱的曙光，他在工程上更加卖力，在为人上更加豪迈。
建设工厂期间，为讨要伙爷任二牛之兄任大牛借走的那一万元，李加强又专程去了一趟西宁。这一次，他已是第四次西征了。一万元被借走，距今已十二三年，却一直未曾偿还。每一次赴西宁，来回的花销，都在两千元左右；每一次叩开任大牛家的房门，任大牛夫妇都是相同的说辞：你先走，明天我们就给你把钱寄去。但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那笔钱始终像水中的月亮，似乎能望见，却又抓不住。
这次西宁之行，返回西安时，他来见我，依然是两手空空。任大牛夫妇还在重复着昨日的故事：你先走，明天我就把钱给你寄去。
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你去一趟西宁，依你的大手大脚，怎么也得花掉两千；两千乘以四，就是八千。一万元尚未要到，却又为此耗损了八千。这叫什么？叫折了夫人又赔兵，懂吗？
他苦笑着说：那怎么办啊？当初若不讨要就好了，权当把那笔钱丢了。后来费神费时地去要，还耗损了钱。越是费神，越是耗损，越觉得不要回来太冤枉了。
吵架声回响在楼梯间
工厂的建设，因资金短缺，最终陷入了停滞。
某一天，我回耀州，行至楼梯，听见从我家里，传出了激烈的吵架声。客厅里的茶几，被人用手拍得叭叭叭地响。
敲门进屋，发现李加强和孙克隆正在面红耳赤地争吵着。孙克隆的名字听得早了，但他的真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矮矮壮壮的中年男人，操持着半生不熟的河南腔，一句一个“鸡巴”。
孙克隆一见我，立刻转换了表情，满脸溢笑地给我发烟。
我沉着脸，不客气地说：要吵架，请到外面去吵！这是我家，在我家里，你们没有权力吵架，更没有权力拍打我家的茶几！我家只供借住，不是用来吵架的！
孙克隆点头哈腰地问我何时回来的？并声称他要请我吃饭云云。
俩人平静了片刻，不久，声调又渐渐地高了起来。
李加强说：我为这个工程，垫进去了四十多万呢。
孙克隆反驳道：你鸡巴哪里垫钱了？你鸡巴一分钱都没垫！你鸡巴不但没垫，还多贪了我鸡巴的钱！
李加强说：可以查预算呀！预算可以证明。
孙克隆说：预算都是瞎鸡巴做的。
这个工程预算，就是我妻子做的。妻子在其他方面比较粗糙，但在专业领域，却是非常严谨的。她在业内广获认可，就在于她的一丝不苟和对规则的执拗遵守。
但孙克隆一句“你鸡巴没垫”，和一句“预算都是瞎鸡巴做的”，就把李加强四十多万元的垫资，化为了零蛋。
我向孙克隆下达了逐客令：我要休息，你可以走了。
孙克隆走后，我对李加强说：看看咋样？当初让你签合同，你不签，这下倒好，他一句话，就把你四十多万元的垫资给否定了，你能把他咋样？他是个社会闲人，你说，说不过；打，打不过；你到法院告他，连个证据都没有。
李加强与孙克隆的合作到此结束。工厂的办公楼和厂房的土建部分，虽已接近完工，但终究成了烂尾工程。孙克隆从项目中捞了一笔钱，然后销声匿迹了。国家的扶贫资金，就这样化为了一缕渺渺飘逝的青烟。
真正要为这个项目吞咽苦果的是李加强。
李加强由过去的手头宽裕，一下子就变得拮据异常。他抽烟的档次，从天上掉落到了沟谷——抽起了只有农民工才抽的“软猴王”——更为不堪的是，他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安宁的春节。每到腊月，讨债者便前赴后继地蜂涌而至，堵他家的大门，抬他家的家具，砸他家的花盆，朝他家人的身上扔砖头，冲着他家的院子粗话连篇地谩骂。。。。。。此等闹剧，轮番上演，没有剧终之时。
有一年农历大年初一，几个讨债者绑架了他，把他挟持至一栋高楼的楼顶，声称他若再不还钱，就要将他从楼顶上推下去。挨打是免不了的，有好几次，他都被人打得鼻青眼肿。最严重的一次挨打，他昏迷了过去，被抛弃于河滩。
很多曾经的“伙爷”，一提起他，都连连摇头，说他是一个骗子。
李加强当然并没有就此趴下，他在苦苦地寻觅着出路，期待自己东山再起。但因无力垫资，他不敢再打大型工程的主意了，只能小打小闹。
有一天，我回到耀州的家中，见他一副急急火火的样子，便问他在忙什么？
他答：承包了一户民居的建设，总投资二十余万元。
我问：你垫资了吗？
他答：垫了，垫了十八万。
我问：你还有钱垫资？
他答：材料全都是赊的。
我问：签合同了吗？
他答：没有？
我问：不签合同，如果再出现上次那种结局，该怎么办？
他答：这回没问题，是为伙爷盖房。
我笑，并略带刻薄地说：没问题这三个字，我耳朵都听出了老茧。每次你都说没问题，都说是伙爷，但哪一次又真正没问题呢？古人有言，叫吃一堑长一智，可我只见你吃堑，不见你长智。如果一个人在同一个坑里摔倒一次，那叫不小心；在同一个坑里摔倒两次，那叫愚蠢；如果在同一个坑里连续不断地摔倒，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肩膀上扛的那坨肉，一定不是人头，而是猪头。
聊到最后，他还是那句老话：这回没问题，你不管！
半年之后的一个晚上，在耀州的家里，我见到李加强并问道：给你伙爷把房盖完了？
他答：完了。
我问：钱给你结算清了吗？
他答：没有。他把我坑了。
我问：你不是说他是你的伙爷，他还能坑你？
他神情黯然，说：那是个赖子，硬眉硬眼地胡说呢！
接下来，李加强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名叫谢科林的人？
我答：认识呀！我们邻村的，读初中时就认识。
他又问：你认不认识郭豁？
我答：不认识，但早听过他的大名。咋啦，你问他俩干啥？
郭豁原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不知何故，却被开除了公职。有关他担任校长期间飞扬跋扈的种种逸闻趣事，我时常听人聊起。
李加强说：谢科林现在整天和郭豁混在一起。郭豁让谢科林找我，说城建局在铁路以东要盖一栋家属楼，他想让我承包这项工程。
我说：郭豁是谁呀？是城建局局长，还是县长？他一个无业游民，有权决定谁来承包这项工程？你去打听打听郭豁的名声，弄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之后，再说盖楼的事也不迟。还有，谢科林据说与你岳父家还是老亲戚，你去你岳父家，问一问，不难知道他的情况。谢林科的脑子缺斤少两，他的话你能信？
李加强说：郭豁说他和城建局局长是伙爷。
我说：我如果说我和中央某某领导是亲戚，你信吗？说归说，事实归事实，吹牛谁不会呀？你好赖在城建局的下属单位呆过，总该在城建局认识几个人吧？你给城建局的熟人打个电话，问问有无盖楼这回事，一切不都真相大白了？拨几个号码，手指动一动，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你都懒得做，难怪总是吃亏，总是上当。
看他默然不语，我又问：你是不是给谢科林和郭豁送钱了？
李加强说：他们要十万元的中介费，我暂时还没给。我只是今天下午请他们吃了顿饭，一人塞给了一条烟，晚上又请他们到歌舞厅里去玩耍。现在，他们正在歌舞厅里，一人搂着一个小姐在玩呢！趁他们玩得尽兴，我溜出了歌舞厅，专门跑回来，是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他们所说事情的真假。
我说：如果让我来判断，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话，有一万分的虚假，无一分真实。
在我的催促和逼迫下，李加强向城建局的某科室负责人打了个传呼。不一会儿，对方回过电话，说所谓盖楼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李加强瘫坐在沙发上，只是抽烟，半天无语。而他的传呼，却响了起来。他瞅了瞅传呼上的号码，将传呼弃扔于床上，对其不理不睬，任凭它一个劲儿地鸣叫。传呼不停地叫唤着，不停地叫唤着，差不多叫唤了两个多小时。
我问：谁打的传呼，那么执着，你也不回人家一下？
李加强翻翻白眼，说：还有谁，就他俩嘛！他们嫖了小姐，打传呼是叫我结账的，但我不管他们了。
我说：你不去结账，他俩口袋里要是没钱，就会被歌舞厅扣留起来，弄不好还会挨打，那怎么行？
李加强说：管他呢，扣留就让扣留去，谁让他们骗我呢！
半夜里，我被一位朋友强行牵出去吃夜宵。走出小巷，我远远地就瞥见谢科林踯躅的身影。谢科林抓耳挠腮，在街道里徘徊着，一副丢魂落魄的模样。我坐在夜市的摊点上，发现路灯下的谢科林慌慌张张的，一会儿朝南大跨步地走去，一会儿朝北大跨步地走去，再一会儿又朝南大跨步地走去，再一会儿又朝北大跨步地走去，反反复复，不一而足。依我的判断，谢科林是在苍蝇乱飞般地四处借钱。但借钱之于谢科林，远非骑在小姐身上释放兽欲那么快活，那么轻松。平日里，要在他的身上，搜出五元钱来，都非常困难，何况在城里，他谁也不认识，到哪里去筹措这笔不菲的嫖资？歌舞厅大概把郭豁扣为人质了，他们释放出谢科林，让他到外面去借钱，然后拿钱去救赎郭豁。歌舞厅的这等安排，显然很是错位，缺乏深思熟虑。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谢科林扣为人质，把郭豁放出来借钱。郭豁是城里人，认识的人多，借钱相对于谢科林，要容易得多；谢科林是乡巴佬，在城里一抹黑，他借一元钱两元钱，并不比在老虎的身上拔一根毛两根毛容易。
谢科林怎么就会和郭豁混在了一起？这是我存于心中的一个疑问。
当然，我后来了解到，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谢科林与郭豁相遇。郭豁搅动三寸不烂之舌，进行了一番天花乱坠地自我吹嘘。头脑简单的谢科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被他吹出来的超常能耐所折服。看到谢科林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神情，郭豁拍着谢科林的肩膀说：只要跟上我干，我保证让你发大财！谢科林跪地磕头，感激涕零于郭豁的知遇之恩。谢科林不再去工地打工了，而是鞍前马后地伺候起了郭豁，为他擦皮鞋，为他捶腰背，为他找小姐，并期待着郭豁那只神奇之手，变魔术一般，给自己变来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郭豁叫他东，他就东，叫他西，他就西。郭豁有郭豁的如意算盘，他手拧着谢科林的耳朵，眼睛却盯梢着李加强。谢科林的出现，使他意识到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来临。谢科林是李加强岳父家的亲戚，单凭这一点，抛一把谷糠，估计李加强这头笨猪，就会主动前来挨宰的……若不是我及时拦截，李加强果然就挨了屠刀。
精神垮了，身体亦垮了
自此以后，李加强再也没有承包过工程。
他由一名腰里鼓鼓的建筑承包商，变成了一个弯腰曲背的打工者——他今天在这家建筑工地看守大门，明天在那家建筑工地看守材料，后天又在另外一家建筑工地搬砖块。
他的大儿子财校毕业后，拎着一纸文凭四处求职，却无果而终，最后只好回到村里种菜。小儿子曾打工的水泥厂倒闭关门，也回到了村里种菜。
家境殷实之时，很多人家委托媒人前来提亲，都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李加强的儿子；可当家境破败之后，已成婚的大儿媳，却与他大儿子离了婚。
李加强的两个儿子，性格刻板内向，做人老实本分，做事循规蹈矩。
李加强虽然不再承揽工程，但外债依旧堆积如山。那些建筑材料供应商，看到他失却了偿债能力，个个都慌了神。他们对他穷追猛打，不依不饶。
好几个春节，李加强都遭人绑架——几颗牙齿被人打掉，一缕缕头发被人揪扯了下来。
曾经花钱如摔纸片的李加强，昔日的豪迈之气，豪爽之象，荡然无存。他不但抽烟喝酒的档次大幅度地下降，而且在其他方面，格外地斤斤计较——有一回，我回耀州，他来看望我，闲来无事，几个人就玩起了扑克。在牌桌上，为了五毛钱，他竟然与人争究个不休。
尽管李加强家里的日子越发地紧紧巴巴，但八十年代借给任大牛的那一万元，却一直未曾讨要回来。无奈之下，他借来盘缠，又一次踏上了西行之路。敲开任大牛的家门，任大牛的妻子却拒绝他踏入房门。任大牛的妻子理直气壮，用指头戳着他的鼻尖，冲着他一顿谩骂，叫嚷道：谁借你钱你向谁要去，反正我没借过你的钱！借你钱的是孩子他爸，如今他变成了一撮骨灰，装在骨灰盒里，你向那一撮骨灰要钱去！
从西宁返回后，李加强便跑去找任二牛，询问此事该怎么办？
任二牛的眼睛瞪得像两只小灯泡，他嘴里射出的话，与他嫂子的话如出一辙：我借你钱不假，但我是给我哥借的，我哥如今不在了，你找我有啥用？反正我没花你的钱，谁花你的钱你向谁要去！
李加强说：借我钱的人明明是你，而不是你哥。我又不认识你哥，咋能把钱借给他呢？我和你是伙爷，才把钱借给了你，真没想到，你会翻脸不认人！
俩人从小声吵吵，逐渐升级为大声嚷嚷，最终不欢而散。
秋后的某一天，我回耀州，在老铁开办的餐馆里，与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胡志伟以及刑警队队长向明望等，同桌就餐。期间，他们问我是否知晓李加强的近况？我说一年多都未曾见过他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们说李加强最近犯了事，涉嫌抢劫，被关押在县看守所里。我无比惊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加强莫不是疯了？以他胆小怕事的懦弱脾性，怎么能干出抢劫的荒唐勾当？说他被人抢劫了，我相信；说他抢劫了别人，打死我我都不会相信。
经仔细盘问，我才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李加强多次找任二牛要钱，任二牛的姿态越来越强硬蛮横，他不但不认账，而且还拎了把斧头扬言要砍李加强的头。万般无奈之下，李加强趁任二牛下地干活的时机，率领自己的两个儿子，冲进任二牛的家，在任二牛妻子的惊呼乱叫声中，将任二牛停放在院子里的那辆锈迹斑斑的旧三轮车推了出来，推回自己的家里。任二牛闻讯赶了回来，当即拨打报警。警察赶来，给李加强和他两个儿子的手腕上，都卡上了手铐。
对于李加强的遭遇，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酸有涩，有痛有愤。我沉着脸，以近乎严厉的口吻对胡志伟等人说：这是哪里跟哪里呀？什么抢劫，明明是一桩经济纠纷！公安介入民间的经济纠纷，好像不大符合法律规定吧？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故事，我见证了整个故事的经过，在其中，李加强无疑是一个受害者，他冤枉死了！
我向在场的人大致叙述了一遍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说：志伟，还有明望，你们既然是我的朋友，那么，我就以朋友的名义，要求你们立即放人！这是一起冤假错案，必须得到纠正。
胡志伟说：我知道你和李加强关系不错，因而，在办案时，反复向局长解释，说这是经济纠纷，不是抢劫。但局长很犟，非得把它定性为抢劫不可。
向明望附和着胡志伟，说：领导听了一面之词，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就是抢劫。拍脑袋办案，错案怎能避免？
正说间，胡志伟掏出手机，拨通了看守所所长的电话，询问李加强的情况。看守所所长说李加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很差，瘦成了一把骨头，既不好好进食，也不好好睡眠，一天到晚只是倚墙而坐，面目灰青呆滞。
胡志伟叮咛看守所所长要对李加强多加关照，然后又说：等到周末，如果局长不再过问此事，就偷偷地将他放了。
看守所所长喏喏地答应着。
出监不久，五十六七岁的李加强，就患上了脑梗，从此腿脚不大灵便，吃个饭手抖得捉不住筷子。但上门讨债者，依旧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六十二岁，李加强扔下了妻子儿子孙子，扔下了一堆盘根错节的债务，撒手西归。
我相信，四海之内，李加强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成群结队。中国有无数个李加强，无数个的李加强繁衍出了无数幕李加强式的悲戏。当诚实面对欺诈，当道德面对缺德，当传统的生存模式面对现代的生存手段，两者碰撞，常常旗开得胜的是后者，纵情欢呼的是后者，败下阵来的是前者，掩面哭泣的是前者。
李加强有李加强的个人局限性。但文化的断流，人性的沦丧，道德的垮塌，信用的凋敝，才是李加强真正的悲剧之源。
行走在无垠的沙漠里，每个人都会渴死——这是我从一本外文书中读到的箴言，也是我之所以不惜笔墨长篇书写李加强的主旨所在。
年6月15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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