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回教一

大明朝的建立跟明教有着莫大的关系。明教是一个由波斯人创建的宗教组织，经过唐宋元拜火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轮番侵染后发展成了中国的回教。

史学家们不愿过多追究朱厚照的死，明粉们想为正德翻案却不愿谈及他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讨厌绿教。

现在的很多事实证明正德皇帝确实信了绿教，而且决定要将大明朝全部绿化。就在朱厚照死前的一年，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这个实力。正是因为如此，杨廷和最终下定决心除掉他，这不仅仅是他这个大明首辅的个人决定，也是大明文官集团乃至宦官集团和部分军事集团武将的合谋。

祸起宗教信仰

史学家们刻意把正德描述成一个昏庸无能的儿皇帝，他所颁布的所有诏令都是儿戏。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一个善骑射，会多国语言，通晓音乐并创作，敢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与老虎搏斗，并亲自带兵闯入数万敌军阵地杀敌还能全身而退并获得战争胜利的人，能用“无能”一词来形容他吗？

　　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是一个仁厚开明的皇帝，对他宠爱有加，同时也给了他最严格的教育，找最好的老师教他，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大明首辅杨廷和。

　　明朝开国初的格局是文武殊途，文武平衡。朱元璋杀功臣是不分文武的，洪武三大案以文官居多，空印郭恒案几乎是对文官势力大扫荡。太祖成祖的思路都是文武平衡。也就是说文官势力独大操纵一切并没有祖制保障。成祖靖难功臣和太祖朝留下的勋贵将门的势力与文官力量达成平衡，甚至有所盖过。这样发展下去明朝可能就是文武平衡不失进攻性的王朝。不幸的是土木之变将勋贵将门一扫而空，于谦组织京师保卫战代表文人掌握军事主导权。明孝宗时期明朝文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完全左右着大明朝政，皇帝的权力备受掣肘。明孝宗为了平衡朝中各派势力煞费苦心，甚至累死。朱厚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了父亲的班，还没上任就让一班文臣吃尽了苦头。他知道自己若是按部就班地当一天皇帝批一天的奏折，那些文官们会让他一秒不停地干活，迟早他也会像他父亲一样累死，所以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可是这帮文官怎么可能听他这个小屁孩的话？尤其是那些先皇老臣，连他得空划个船都能跟不务正业拉上关系，还给他整了一个五大罪：“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二、皇帝在宫内乱转；三、皇帝去北海划船；四、皇帝喜欢打猎；五、皇帝乱吃零食。”鸡巴扯蛋，十六岁的人连这点自由都没有，还做个鸟的皇帝？

　　朱厚照小时候肯定没少听父亲聊过朝廷政事，当然不甘心做别人的傀儡，何况他还是一个好武之人，岂能被一帮文人玩弄于股掌？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分三步走；首先在朝中要有自己的人，其次要给文官集团树立一个强大的对手，最后还必须掌控军权。

　　朱厚照的第一步就是重用宦官，提拔贴身八个太监掌控朝政，让他们成为可以压制文官集团的势力，这一步他做得很绝，甚至把自己的行宫挪出了紫禁城，管你文臣怎么反对，惹急了就让太监们大开杀戒，顶多背个听信谗言的罪名。我就是要独立，要自由，要培养自己的武装军队。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强有力反击，但朱厚照仅以牺牲一个刘瑾的代价就安抚了整个文官集团，并趁机把自己的老师杨廷和推到了文官集团领袖的位置。仅此一点，你能说他是个“无能”的皇帝吗？

　　被史学家称为淫乐窝的“豹房”，其实是武宗皇帝治理朝政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总部，他在这里练兵，甚至接见外国使臣和学习异国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

我们的史学家们特别是汉学家们不愿意承认，大明朝的建立跟明教有着莫大的关系。明教是一个由波斯人创建的宗教组织，经过唐宋元拜火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轮番侵染后发展成了中国的回教，明朝建国后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并启用了大量的回民入朝为官，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郑和与海瑞。武宗皇帝的豹房里，太监和妃子多半是回民，甚至朱厚照本人还拜一个名叫火者亚三的番人做他的老师，专门学习回文及葡萄牙语。

　　自从刘瑾死后，朱厚照虽然表面上向文官集团做出了妥协，但他实际上已经初步掌控了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他又开始把手伸向了军队，着重培养武将势力，江彬便是他的一个棋子。现在，他非常需要一个证明他军事才能的机会。机会不期而遇，蒙古小王子的扰边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借口，朱厚照不顾群臣的反对，想尽各种办法亲赴战场并领导了敌对双方十万人参战的“应州大捷”。不管史学家们怎么抹黑这段历史，但事实证明应州大捷后的十数年，蒙古军队再也没有能力大规模袭扰大明边境。

　　得胜归来的正德皇帝，被文人们贬到一无是处，他很气愤，但是也很得意。多年的政治磨炼已经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他最喜欢用怪招来对付他不喜欢的人，比如用宠玩妓女来对付文官集团给他安排的皇后，用另建行宫来摆脱他们的监控，用皇庄生意来解决财务危机。他儿戏政客，把这帮文官玩弄于股掌，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他已经受够了这帮儒家文人们虚伪的种种龌龊表现，甚至连他的恩师儒家领袖杨廷和也包括在内。朱厚照开始频繁出入北京各大清真寺，他这个行为可不是简单的游览观光或礼拜。他公开鼓励回民在全国传教，并让各地工匠制造了大量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商品，比如铜炉、烛台、瓷器等等。他还写了很多赞扬真主的诗词，并计划着向全国颁布“禁猪令”。

　　后来，在南巡途中，朱厚照真的颁布了这道“禁猪令”，举国哗然。

　　史学家们把正德的这个行为解释为儿戏，果真如此吗？

　　正德时期的欧洲正值文艺复兴时代，也是天主教最兴盛的时期，借着先进的航海技术，天主教徒们开始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信仰，其中就包括远在东亚的大明朝和日本。正德选择在这个时期大力推行回教绝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儿戏。事实是在民间，天主教已经开始影响着大明子民的信仰，在南方，开始有汉人入了天主教。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当年那个强大的元朝，何尝不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动摇了元朝的根基？而在日本，四分之一的日本人转而信仰天主教，一股欲灭本地佛教神道之势，这或许就是后来丰臣秀吉在日本大肆屠杀天主教徒的主要原因？

朱厚照崇拜伊斯兰文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他在面对中国佛教的颓废，道教的没落，儒家思想的虚伪和天主教的兴起时，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帮助大明朝建国有功的回教。另外，这时的回教确是也是大明朝最有凝聚力和最有经济实力的宗教组织，他们遍布大明全境，在大明二都北京和南京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纵观整个亚洲，南亚各国及印度、西亚、中亚乃至阿拉伯，全是伊斯兰教的天下。但是，操纵了中国文化上千年的儒家文人们是不甘心被绿化的，更何况中原人这饮食习惯更是难改，让北方人不吃猪肉可以，南方人可不行，尤其是四川人杨廷和，第一个不答应。这时的杨廷和，朱厚照的老师，如果说之前还抱着辅佐武宗朱厚照的美好愿景，那么从朱厚照开始秘密推行回教开始，杨廷和就已经开始下决心要除掉这个学生了。

宗教激起的反对

　　宁王谋反是杨廷和与朱厚照反目的开始，有证据表明杨廷和参与了此事，江彬也参与了此事，这两个人一个是朱厚照的恩师，一个是他最宠信的武将。对此，朱厚照是知情的，从平定宁王之后，正德开始忙着借南巡推行回教，并在南巡途中正式颁布了“禁猪令”。可是在接见了王守仁之后，正德却突然急速北上，这是为什么？很明显，王守仁打下了宁王府，手中可是握有大量的当朝朝中大臣与宁王勾结的证据。正德和杨一清彻夜长谈三天三夜，谈什么啊？某些史学家的解释是一时兴起作弄杨一清。他们还真把正德当昏君呢？他准备对朝廷的人事来个大换血，第一步就是用杨一清取代杨廷和。此次谈话之后，正德又变得像文官们描述的一样，玩笑人间，明显是故作清闲。或许，这应该是他政治生涯中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吧？要知道，自从他颁布禁猪令之后，朝中已经没有一个能让正德可以相信的人了，除非他能放弃向全国推行回教。

　　可他偏不，赖在南京就不回北京，这里是回教的大本营，他要在这里指点江山，甚至接见了葡萄牙使者，还要全面放开海禁，准备跟全世界做贸易。这又无意中得罪了那些一直坚持海禁反对开放的官员，尤其是北方人。大明朝人很有意思，南方人喜欢吃猪肉，但是盼望朝廷放开海禁，因为他们想把生意做到南洋去。北方人不喜欢吃猪肉，但他们支持海禁，原因除了怕倭寇袭扰，就是讨厌南方人，只要南方人支持的，他们就反对。

　　朱厚照的野心不仅仅是做一个武皇帝（武宗），他还要做一个威服四海的德皇帝（正德），上次，他选择了妥协。这次，他选择了绝不妥协。

　　正德十五年（年九月丙寅），武宗朱厚照于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垂钓，不慎落水......我们暂且相信朱厚照是不慎落水的，反正，禁猪令很快便取消了。

　　九月的南方不是数九寒天，不是塞上冰河，一个自幼舞枪弄棒，与老虎在笼中搏斗，还上过战场，边塞风寒都不怕的青壮，竟因为不慎落水而从此一病不起。就在落水之前的一年；“帝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

　　土木之变后，文官集团为了防止新的武将势力产生，最为忌惮的就是皇帝把手伸向军队。而明武宗朱厚照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才30出头就通过重用宦官严重消弱了文官集团的势力并随后重建了足以抗衡文人势力的武将集团，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事，这个皇帝还要全面推行回教，这是他们最难以接受的，不仅是他们，整个朝廷的文武官员及宦官也不愿意，其中也包括朱厚照最宠信的武将江彬。

　　一年后，武宗病逝？当时江彬并不在身边。就在不久前，江彬统帅的“边军”被杨廷和设计调到通州，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江彬可能参与了宁王谋反，想借此推翻正德。但是宁王被平叛之后，他反悔了。江彬明白，他的一切一旦离开了朱厚照，屁都不是。对此，明史只有一句：彬犹豫未决。

　　正德临死前一两个月曾经强烈要求换太医，被杨廷和骂回去了，说他是生活作风荒唐所致，休养一下就好了，说白了就是不让医生好好给正德治病。关于杨廷和不让正德换医生之事，在明实录上就有记载。此时的正德，已经被完全软禁了，宦官、文臣、武将乃至后宫嫔妃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的病不但得不到医生正常的治疗，而且面临吃错药的风险。就如他的父亲孝宗一样，年纪轻轻就因误服药物而驾崩。

　　不久，正德果然驾崩。正德刚死，杨廷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豹房抄了。还把所有的房子都拆了，正德的死因史书上更没记载，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除了杨廷和，还有谁能置正德于死地？朱厚照死后，之前与正德接过密的江彬、张永、王阳明都受到杨廷和的迫害。毫无疑问，杨廷和计划删除一切有关正德的真实情形，开始篡改历史了。这一切，如果不是杨廷和有把握得到整个朝廷文武官员乃至后宫的支持，借杨廷和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做，也做不到。从这点上说，杨廷和只是顺应了“民意”，为民“除害”而已。

　　如不然，如今的中国早已被绿化了。

　　正德之死绝对深重影响了大明朝的发展历史。

　　只是可惜，掌控政权的儒家文官集团在杨廷和的带领下没有利用好这个大好机会，竟被一个看起来比正德更弱小的儿皇帝嘉靖干翻了，原因竟是杨廷和反对嘉靖认自己的亲爹为爹？真是一群迂腐的臭文人，就知道玩弄权术，最终却把自己玩到阴沟里去了。

没被绿化的大明朝，最终变成了倭寇的屠宰场，满人的野猪林，这才是天大的笑话。

大明肇始得益于宗教

因为不能正视宗教问题，明朝的历史从建国开始就充满了谎言，朱元璋就是始作俑者。

　　元末造反运动如火如荼。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明教是最有实力的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研究过明教发展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外来宗教组织，源自波斯的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原，后来在朝廷的灭佛运动打压之下成为秘密组织，为此还起了一个本地化的名字；“明教”。明教自此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唐末波斯地区摩尼教兴起，明教改信摩尼教。宋朝时期，明教组织了大规模反政府活动，比如方腊起义，号称红巾军。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摩尼教在波斯地区和中国开始没落，色目人在元朝地位的凸显及蒙古人对宗教的宽容，促使伊斯兰教在中原迅速扩张，伊斯兰教的传道者们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宝剑，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入教或死。为此发生的战争从波斯到中亚到印度到中国，从没有停止过。但是，伊斯兰教的这种野蛮扩张在中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就如佛教、拜火教、摩尼教传入中国一样，如果不结合本地宗教或文化，伊斯兰教是很难在中国立足的。为此，伊斯兰教改造曾经由摩尼教掌控的明教，开始以弥勒教或白莲教的面目吸纳教徒，迅速扩张。

　　细究三大宗教扩张史我们就发现，每一种宗教在某地的兴盛都离不开当地统治者的公开支持，如果得不到支持，他们就会组织当地的反政府武装推翻统治者，然后强行推广他们的信仰。

　　公元年，以明教、白莲教和弥勒教组织为首的红巾军爆发大规模起义，这堪称是回教、道教和佛教的首度携手。红巾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支持者以白莲教和明教教众为主，领导人是韩山童和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支持者多信奉弥勒教，领导人是徐寿辉和彭莹玉（即彭和尚）。公元年，因为韩山童战死，刘福通就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因为支持者多为明教教众，尊“光明神”，宣称“明王出世”。因此韩林儿又称“小明王”，大宋军即称明军。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纷纷接受了大宋的领导，其中就包括朱元璋刚刚掌控的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公元年，红巾军在刘福通的领导下分兵三路开始北伐讨元，战争初期势如破竹横扫北方元军。但是，红巾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很明显，其中回教、道教、佛教的势力相互排挤，以至于三路大军各自为战，兵力分散，加上流动作战，不能协调指挥，北伐相继失利，战争形势迅速逆转，最终被元军打败。小明王与刘福通兵败驻兵安丰。公元年二月，张士诚、吕珍率十万大军围困安丰，刘福通遣人向应天府朱元璋求援。安丰陷落，应天就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三月，朱元璋由金陵率兵亲赴安丰救援小明王。杀红巾军天完政权领袖徐寿辉于江州称帝自称汉王的陈友谅趁机率60万汉军围攻南昌，朱元璋的堂侄朱文正及郑愈坚守南昌三个月，朱元璋亲率20万明军前去援救，两军开战潘阳湖，明军竟然奇迹般以少胜多，火铳显神威，毁汉军巨舰二十余艘，战船数百艘，大胜！

　　潘阳湖之战后朱元璋就在应天府称王。应天属吴地，所以朱元璋便自称吴王。但据守苏州城十数年的盐贩张士诚，早几个月前就已在苏州城称吴王，史称东吴。苏州城又称阖闾大城，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吴王阖闾夺得王位后命伍子胥建造的，此后一直便是吴地政治中心，所以张士诚在苏州城称吴王比应天府的朱吴王更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决意先发兵灭了张士诚，但军中将领多为明教中人，为了政权稳定还以小明王的韩宋政权号令全军。攻打苏州是朱元璋称王后的关键一战，但开战后却久攻不下。此时，军中谣传小明王如坐镇应天必能破城，朱元璋得悉后令廖永忠去滁州迎请小明王，但在瓜州渡江时廖永忠凿破船只将小明王沉江。

　　小明王死后，朱元璋就废了韩宋龙凤年号，称年为吴元年，史称西吴。但是，碍于军中明教势力强大，也为了印证自己即是真正的“明王出世”，朱元璋不久便改国号“吴”为“大明”。韩林儿是“小明王”，朱元璋便自封“大明王”，于年建国，国号“大明”。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各地开始兴建清真寺，包括南京，即便是朱棣建都北京，也没少建清真寺，但是，不管是明太祖还是永乐帝，他们可以重用回民扶持回教，但绝不会公开承认大明王室与回教的关系，更不会大张旗鼓地推行回教，不仅如此，民间更是不许出现明教，自此明教这个名字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朱元璋和朱棣都清楚，推行回教会触及到一个族群文化的根基，是儒家文人的底线，你可以靠武力杀光所有反对者，但你靠谁来反击当时对中原虎视端端的蒙古军队和帖木儿帝国？

　　说到底，他们还是为了保住朱家的万世基业。

所以，说谎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政治家从来都不说实话，历史就是要任意打扮，为统治者服务！

谎言就是谎言，骗得一时，岂能瞒得一世，甚至万世？

　　懂点元朝历史的人都知道“亦思巴奚兵乱”，这是发生在（年至年）福建的一场长达近十年的军阀混战，因为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方是泉州波斯人领导的伊斯兰教武装组织“亦思巴奚军”，因此也被称为“波斯戍兵之乱”。在兵乱期间，亦思巴奚军割据泉州并插手福建政治，一度北上占领了福州，还参与了兴化的乡族内战，引发了福建沿海的多个派别参加的大规模混战，后来又与元朝的福建行省政府直接对抗，最后被元朝将领陈友定平定。这场兵乱波及泉州、福州、兴化等地，造成大量平民的死亡，兵乱期间和过后还发生了宗教和民族仇杀，它重创了泉州、兴化一带的社会经济，更导致当时世界最大港口泉州盛极一时的海外贸易大幅衰落，泉州伊斯兰教也渐渐衰退。

　　在这之前的泉州，是元代福建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20万，城墙长度达30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港内停靠的船只超万艘，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印度人和汉人大量杂居，形成了许多大规模的聚居区，这些聚居区被称为“蕃坊”、“蕃人巷”，番汉混血儿被泉州人叫作“半南蕃”，元朝宽容的宗教政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什么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印度教和藏传佛教等等五花八门地遍地开花。

　　最初，这些宗教组织都能做到和谐相处，但伊斯兰教的野蛮扩张方式打破了这种平衡，随着伊斯兰教的逐渐壮大，伊斯兰教内部的派别之争更是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

　　亦思巴奚兵乱长达近十年之久，对泉州、兴化一带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战争造成数万民众死亡。因为战争和兵乱期间教派暴力对抗的关系，泉州很多清真寺都被毁坏，基督教也受到连累，罗马公教的哲姆主教斯离开泉州，中国的基督信仰因而中断，其他宗教如犹太教、摩尼教、印度教和佛教也基本退出泉州。

　　实际上在元朝建立后，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分陆海两条线路进入中国的。一条就泉州的海路，另一条就是西域的陆路。海路多是波斯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泉州与南方汉人杂居并发展壮大。陆路则由蒙古人西征时在波斯地区从西域带回来的回回人在战后安排在陕西、河南和安徽山东等地与北方汉人杂居并发展长大。

　　至元末，河南和安徽发展成为明教的两大活动中心，明教信众多为回回人。

年，明教组织发动了红巾军起义，起义席卷了河南、安徽、山东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年，红巾军遭到元军重创。随后，泉州波斯人的“亦思巴奚兵乱”爆发，趁着元军忙于平叛泉州之际，朱元璋控制大宋政权成为明军领袖。此时，元朝的造反派基本形成了三大势力，即朱元璋控制的明军、陈友谅的汉军和张士诚的吴军。这三大势力中，张士诚得到了江南财阀及施耐庵、罗贯中、陈基、陈维先等大批元末文人名士的广泛支持，被元朝政府成为最富有的造反派，而陈友谅则打着恢复汉室的招牌得到了北方汉人的普遍支持，成为兵力最多的造反派。此时的朱元璋虽说富不如张士诚，兵不如陈友谅多，但他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在支持他，那就是明教。

　　此时的明教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已经完全把白莲教和弥勒教踢出局，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宗教团体回教，这是一个组织严密，有着崇高信仰的组织，他们很团结，战斗力非一般的强，这就是所谓“信仰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元朝政府为了防止各地造反派结成联盟，在全国张榜告示明教即回教，明军即回回人的军队，和泉州之乱的波斯人同宗同祖，而陈友谅则配合蒙古人大肆宣传朱元璋就是波斯人，是比蒙古人更异类的异族，以至于汉人纷纷排斥明军，造成明军回汉内讧，加上陈友谅的“汉”字招牌对汉人的号召力太过强大，朱元璋决定先灭陈友谅，这也是军师刘基的主张。年，陈友谅被灭。年，“亦思巴奚兵乱”平息。年，朱元璋攻打苏州城，杀小明王自称“大明王”灭东吴张士诚，年，朱元璋称帝，“大明”王朝建立。

宗教成了双刃剑

　　回教帮助朱元璋建立了国家，他们可以不稀罕明教这个称谓，也鼎力支持朱元璋严厉打击白莲教、弥勒教残余势力，但这一切支持的背后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希望你朱明王朝要向全国推行回教，最好是立为国教。但是，朱元璋的队伍中可不仅仅只有回民，汉人的力量也不是吃素的，这些力量在建国后就是国家栋梁了，他们组成了大明文官集团的雏形，朱元璋必须要考虑他们的感受，所以，明初的朝政，军队基本上是由回民武将把控，如徐达、蓝玉、常遇春、麻贵、沐英、冯国用和李文忠等等，为了消弱他们的力量，朱元璋把他们分派全国各地驻守边防，比如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海南、广东广西等等。朝政则基本上由汉人操持，如胡惟庸、李善长、杨宪、汪广洋和刘基等等，所以，大明的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不仅仅是文武之间的较量，更是汉人和回民之间的对立，而朱元璋则故意制造了这种对立，他则在这种对立中利用自己的权术掌握某种平衡，树立自己的威权，已达到管理天下的目的。

　　最关键的是，朱元璋忌惮宗教对朝廷的把控，所以，他是不可能同意立回教为国教的。不但不同意，他还会利用儒家文人在舆论上对回教有所打压，他则趁机做好人，支持回教兴建一些清真寺。妥协是必须的，回教在朱元璋的糊弄下乖乖地远离政治，只要你不插手我的军队和朝廷，我就让你成为大明朝最大的宗教组织，朱元璋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因为回教适当的壮大，对儒家文官集团也是一种震慑，意思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胡来，回教虽不插手政治，但实力不容小瞧，它永远都是朱家王朝的坚强后盾！

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仅限于大明高层之间的秘密，文人则利用朱元璋的这种忌讳，在编纂各种历史文献中刻意抹杀了回教在大明朝建国时期的贡献。

元初的中国人被分为四种；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毫无疑问就是蒙古人，忽必烈尊藏传佛教为国教，这成为元朝蒙古贵族的普遍信仰，但忽必烈的母亲是克烈部人,一直信奉基督教。不过普通蒙古民众还是信萨满教，元朝西北宗藩之国则全部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忽必烈的那些兄弟们也都改信了伊斯兰教。色目人则是特指中亚、波斯和阿拉伯人（当然汉蕃混血、欧洲人和印度人也包括在内，只是数量很少而已）元朝官员色目人势力强大,90%信伊斯兰教，而汉人则是特指北方人（北宋时期中国北方实际上一直被辽人控制，南宋时期又被金人控制，蒙古人灭辽金时留下了近八百万辽人和金人，当然他们大多都是辽金的汉人，只有少量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而南人则是指南方人（南迁的汉人和当地土著如百越各部，当然还是汉人占大多数），由此造成了明显的族群对立，至元末这种对立就越发凸显出来。

　　南人和汉人虽然都是汉人，但他们无论从相貌、语言、文化以及生活习性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们之间的对立也很明显。从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国号“大周”和“汉”就可看出，以张士诚为代表的南人自认是周人后裔，华夏正统，真正的汉人，他们对陈友谅的“汉”血统是不认可的，而对明教的“大宋”政权更是不屑。实际上，此时的元、汉、大周和大宋政权，其实就是元朝官方划分的蒙古人、汉人、南人和色目人的军事武装政权，他们之间的较量其实就是这四大族群之间的较量，本来，元军是有实力消灭其他政权的，但蒙古人的内讧比汉人更严重，他们错失了一次次最佳的机会，而汉人内部的不和同样又给了朱元璋崛起的机会，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宗教信仰的力量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朱元璋的部队其实是以回民和北方汉人为主的政权，但大明的建立让他明白，这样的人员组成结构是不合理的，对统一大业不利，他急需得到南方汉人的支持和肯定，但是苏州城一战打了近一年，苏州人的顽强让他明白，南方汉人尤其是文人对他很不友善，而是非常敌视。就算他怎么解释自己是华夏正统也没用，人家就是把你当异族，非我族类，能滚多远滚多远！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曾是张士诚的谋臣，朱元璋不但不杀他还多次找关系请他出来做官，但施耐庵拒绝了。

　　《水浒传》在明初是禁书，为什么被禁？我们看看施耐庵的《水浒传》都写了些什么？这是一部发生在宋朝的造反故事，个梁山贼寇在首领宋江的带领下总计将先是反宋后又投宋，并在帮助朝廷剿灭了方腊（红巾军；明教军事武装，信仰摩尼教）的过程中被一一消灭。这和张士诚联络了17名胆大的盐民总计18人先是反元后又投元，并在帮助朝廷剿灭明军（红巾军；明教军事武装，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中被一一消灭的情节何其相似？

　　梁山最初是由王伦、杜迁和宋万三位强人控制，后来被吴用用计灭了王伦让晁盖当了大寨主，但果实却被宋江给窃取了。这是不是和红巾军最初是由明教、白莲教和弥勒教组成的，后来小明王当了首领，果实却被朱元璋窃取了有点相像？

　　宋江，字公明。宋即大宋，江即江山或政权，公明谐音攻明，又可理解为大宋政权乃明教是个公开的秘密。如果说历史上的那个宋江之名本意并非如此，但在施耐庵在给宋江起的字（公明）和那些外号之后，就可证明他就是这个意思了。

　　宋江的四个外号很有意思。

　　黑宋江；说他不但长得黑，心也黑，身材还矮，其貌不扬，弄死晁盖的手段真心够黑。

　　孝义黑三郎；说他很孝顺母亲，其实他的孝义都是做出来让别人看的，所以叫孝义黑三。

　　及时雨；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出现在关键的地方，而且仗义疏财，最关键的是能让别人记得他的好，所以这雨下的很及时。

　　呼保义。保义是南宋时候武官的一个称呼，叫保义郎。“保义”也是宋代最低的武官名，意思是说他是最低等的人，也可以理解为他喜欢咋呼自己是保家卫国的忠义之士。

　　实际上，真实历史上的那个宋江并没有像《水浒传》所描绘的那样，入据八百里水泊梁山替天行道，而是“横行齐魏”，马不停蹄，千里转战于山东、河北一带。宋江本人更是高大威猛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带头冲杀，一度打得宋军屁滚尿流。至于降宋灭方腊？没有真实资料可以确实此事属实。实际上方腊起义比宋江的起义规模要大的很多，他们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别上，施耐庵之所以在《水浒传》中让宋江投降宋军并去灭方腊，只是为了影射张士诚的投降主义害了整个“大周”政权，本来，张士诚的大周政权是很得南方汉人乃至北方汉人拥护的，但自从张士诚降元，这个拥护大打了折扣，若不然，中国历史或许就会重写了。

　　总之，书中宋江这个人身上拥有的各种性格都是影射现实中的朱元璋的，故事却是朱元璋的故事里又有张士诚的故事，耐人寻味，施耐庵本人也客串了一把，军师吴用何尝不是施耐庵本人在张士诚军中当谋士的真实写照？吴用即无用的废物也，借此嘲讽自己在张士诚军中的作用。

总之，朱元璋看一次便读懂了《水浒传》故事内容所影射的现实，被禁也就理所应当了。

解决宗教问题唯有民族融合

　　为了改变南方汉人对朝廷的敌视，朱元璋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对南方财阀豪绅大力打击，将他们迁往贫瘠之地，让那些反明组织失去资金支持，只能落海为寇成为海盗；另一方面却对南方文人入朝为官大开绿灯，在大力推行科举制时重新确立了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尊崇地位，考试以儒家经书为主，并奉朱熹为宗，这在明初起到笼络和控制文人及思想的作用，对他的集权统治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

　　朱元璋鼓励各族群之间通婚，尤其是鼓励色目人汉化，王室也不例外，首先拿自己开刀，规定后宫选秀皆从民间开始，以淡化朱家血统里的回民成分。

创业难，守业更难，朱元璋为了大明江山的统一可谓用心良苦，后人都说朱皇帝残忍毒辣，杀功臣不眨眼。试问，在如此一个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族群对立严重，功臣们都搞小团体，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的一步走错都将是整个国家的倾覆，不狠点行吗？

《明会典》称，“太祖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

　　朱元璋的老婆很多，各个族群的女人都有，但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跟他一起创业打江山的结发妻子马秀英，外号“马大脚”的马皇后了。关于马秀英的回民身份在网上传的很多，总结下来主要有两点；

1；马姓是回民大姓，当然汉人姓马的也多，但马秀英出生并生活在明教两大活动中心之一，又是历史上的回民聚集区，那她是回民的概率就很大了。

2；马秀英是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这样的人不管是汉人还是回民，家境都不会很差。事实是马秀英的养父郭子兴确实就是地主豪强，而且是回民聚居区的豪强，明教地方领袖。另外，家境好的汉人家庭都会让女孩裹脚，回民不会，而马秀英外号“马大脚”说明她的脚很大。脚大还让众人皆知，说明她经常抛头露面，这在汉人大家闺秀中是难以想象的，在少数民族家庭里却是很常见。

朱元璋的成功肯定是离不开马秀英的大力支持的，这夫妻两人在明军中一个代表回民，一个代表汉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嗜杀成性，一个堪称道德楷模，可谓最佳拍档。

伊斯兰兴盛时期，凡是伊斯兰教控制的国家基本都是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实际上就是皇帝也要听命于教会，而教会控制着大明朝最强大的军事武装，朱元璋自然很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他最忌讳的一点。

年(洪武十五年)农历八月丙戌日，回教代表人物；大明皇后马秀英去世，享年51岁。

年（洪武十八年）二月，回民武将领袖；大明第一功臣徐达去世，朱元璋追封其为中山王，誉之为“万里长城”。

年（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杀叶升就是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

年（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爆发，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这话的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其实非也，真实的原因是，徐达死后，蓝玉便成为回民武将中的领袖人物，这才是朱元璋最忌惮的。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二十八年(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

　　从此，大明政权内部的回汉平衡开始打破。

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享年71岁。朱元璋驾崩几天后，他的孙子朱允炆于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时年21岁。

朱允炆一上台就把三位儒家师傅引为心腹，他们便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黄子澄被朱允炆任命为翰林学士，齐泰精于礼和兵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方孝孺以文章家和政治思想家闻名，被召为翰林侍讲。这三位儒家学者的被重用代表了以汉人为代表儒家文官集团将掌控大明朝政，这引起了回民武将集团的强烈不满。

　　朱元璋在位期间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其中以秦、晋、燕、宁诸王势力最强。尤其是燕王朱棣，自幼便得大明第一功臣徐达亲自教导，展现出非常的军事才能。朱棣17岁时封藩，娶徐达长女为妻，驻守北平，直接面对常年骚扰大明边境的蒙古军队。在往后的数十年的对蒙战争中，朱棣的功绩赢得了朱元璋的好评，成为藩王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也成为大明新皇朱允炆的心腹之患。

年朱允炆即位后的重文政策实际上就是对回教的打压，这让回民集体倒向了军事实力较强的燕王，加上朱棣的老婆是徐达的大女儿，这毫无疑问对笼络回教势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小人物；郑和。

　　郑和，年生于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原名；马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

　　马和的祖父和父亲均名“哈只”。按伊斯兰教的习俗，“哈只”是人们对朝觐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人的尊称。中文“哈只”一词，本由阿拉伯语音译过来，意为“巡礼人”，即朝圣者。马哈只娶汉女温氏为妻并生有二男四女，其中次子即为马和。元时，云南的伊斯兰武装实际控制着当地的政权，马和一家也属于这个伊斯兰武装的成员。洪武十三年(年)冬，明朝将领傅友德、沐英和蓝玉率军攻打云南，这是一场回民伊斯兰军事武装对色目人伊斯兰军事武装之间的较量。洪武十五年(年)一月六日，明军大获全胜。马和的父亲马哈只被杀，数万穆斯林被擒，此时马和仅10岁，和个同龄穆斯林孩子被明军副统帅蓝玉掠走至南京，阉割之后被送入宫中或各地藩王府中做太监，这是马和人生的转折点，他被送进朱棣的燕王府。

数百个穆斯林太监在大明朝的后宫和各地藩王的家中伺候君王起居，除了明朝，估计没有哪个朝代敢开此先例了。而朱棣，就是依靠这些穆斯林太监，随时掌控着朝野上下官员乃至各地藩王的一举一动。

靖难之役实质是回汉之争

年末，即朱允炆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就与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因为燕王朱棣势大难图，故先将朱棣的三个儿子留在南京当作人质，然后开始从朱棣同母弟周王始，周、代、岷、湘、齐诸王先后削夺藩位，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为图朱棣，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防燕措施。建文元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坐实朱棣将举兵谋反的罪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

张信实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准备起事。朱棣先装疯以麻痹控制北平张昺、谢贵二人，请求朝廷遣反他的儿子们。朱允炆最初不信，宦官们不断传出信息让朱允炆确定朱棣真的疯了，年6月，朱允炆才准许朱棣的几个儿子回到他身边——这真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决定；燕王朱棣终于无任何后顾之忧了。七月，朱棣以计擒杀张昺、谢贵，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南京。

朱棣的起兵反朝拉开了大明南北战争的序幕，这也成为南方人与北方人，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南方武将与北方武将之间的战争。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南方人和朱允炆的失败，大明后宫的那些穆斯林太监们已经被马和发展成了回教地下组织，而首都南京又是回教总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批准回教大肆修建清真寺和回民聚居区，以至于大明首都南京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回民，朱允炆的重文新政让这些人在战争中集体倒向了燕王，最关键的是，南方军队的掌控者都是回民武将二代，他们根本不希望跟燕王开战）。

　　燕王朱棣起兵后，长兴侯耿炳文率军与燕兵作战失利，朱棣实际控制了北平。此时建文帝朱允炆在干什么？他拜李景隆为大将军了。

　　李景隆是谁？他是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文忠的父亲是回民，母亲是朱元璋的姐姐，以父系血统论，李文忠是回民。所以，李景隆实际上也是回民武将集团的一份子。

　　朱允炆拜李景隆为将的消息传到北平之后，朱棣兴奋不已，为何兴奋？此后的战争走向告诉了我们一切。

　　李景隆率50万南军进攻只有8万兵力的北平，竟然无技破城，只好退驻北平郊外20里的郑村坝，准备拉开架势跟燕军来个持久战。此时，小人物马和出场了。朱棣采用他的“计策”，亲率百余骑兵以中央突破战术连破南军7营，迅速冲进南军帅营，令主帅李景隆阵脚大乱慌忙率军逃窜，朱棣随后率军助势掩杀......真的是这样吗？百余骑兵连破七营？马和真有这么厉害？比三国的关公还厉害啊？据说他率领的是蒙古骑兵，骁勇善战。呵呵，鬼才相信。蒙古人有这能力还会被朱棣打回蒙古草原乱窜？人家巴不得你大明军队自相残杀好渔翁得利呢，会帮你？千万别告诉我朱棣有蒙古血统，所以蒙古人才愿意帮他。

　　反正不管怎样，此战朱棣以8万兵力击败朱允炆的50万大军，马和的计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实际上，一场战争的胜利绝不是体现在战场上的，朱棣也绝不是被逼反的，早在朱元璋驾崩之前，朱棣就已经开始运筹帷幄，在马和的操作下四处安插眼线，拉拢朝中官员，收买各方势力，他早就已经盯上皇位了。现在，他只需要一个合理的夺位借口而已。

　　郑村坝之战后，建文帝朱允炆不但没有追究李景隆的过失，竟然认为委任他的权力还轻（朱允炆身边的穆斯林太监们真是敬业啊？总是不失时机地给皇帝出馊主意。），又让李景隆统率大军60万进抵白沟河，谋攻燕王朱棣官邸所在地北平(今北京)。燕王早就通过内线得知消息，率燕军30万人迎战。几轮大战下来，李景隆再次逃跑，南军溃败，死伤10余万人。燕军追至月样桥，南军再败，死伤数万，李景隆率余众“逃往”济南。建文二年(年)十月，建文帝将李景隆召回南京，但却并未治罪。不是建文帝不想治李景隆的罪，而是他实在是无将可用，有人说干嘛不继续用长兴侯耿炳文啊？废话，战争一开始就用过了，这不人家太老了，所以连连失利嘛？那为啥不用魏国公徐辉祖啊？他可是坚持效忠建文帝，还曾大破燕军的啊？

　　你当朱允炆傻啊？徐辉祖是徐达的儿子，燕王朱棣老婆的亲弟弟，徐辉祖的兄弟徐增寿就因为暗中勾结朱棣被建文帝手刃于宫中，徐达实际上也是被朱元璋逼死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朱允炆敢用徐辉祖吗？而李景隆好歹是朱元璋的亲侄子，加上又是他的亲信黄子澄举荐的，朱允炆不信他还能信谁？

　　御史大夫练子宁、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纷纷上疏，认为李景隆“失律丧师，怀贰心”，应予诛杀。举荐李景隆的黄子澄也是气愤不已，请求诛杀李景隆，以谢天下。

　　此时的建文帝，早就对这帮文官失去了信任，更不敢对那些功臣之后举起屠刀了，他也没有能力对别人举起屠刀了。

　　至此，燕王朱棣完全掌控了战争的局势，由守转攻。建文四年(年)，燕军打过长江，直逼南京，建文帝忧惧不已。方孝孺再次上疏，请诛李景隆（蠢货，与其杀人，不如举荐一个能将，这帮臭文人，简直愚不可及）。建文帝不但不准，反而命李景隆与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到燕军营地请和，表示愿意划江而治，被朱棣严词拒绝。

　　不久，燕军兵至金川门。搞笑的是；李景隆与谷王朱橞大开城门迎燕军入城，南京陷落。至此，南方的这帮儒家文人们才明白，他们都被朱棣和李景隆耍了。

　　就在众人忙着迎接燕王入城之时，大明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史称“金川门之变”。

　　可以说，朱棣的成功，离不开两个人的“协助”，这两个人就是马和与李景隆。

　　永乐元年（），燕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便立刻封马和为内官监太监，这是内官的最高官职，当年和马和一起入宫的几百个穆斯林太监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李景隆因有“默相事机之功”，被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加封太子太师，并增岁禄一千石。

　　永乐二年（），朱棣赐马和姓“郑”，改名为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景隆也混的不错，朝廷每议大事，都位于班列之首。

　　至于徐辉祖，朱棣看在徐达和老婆的面子上没有追究他，而耿炳文也是安徽濠州帮二代，暂时也没追究，后来找了个由头逼他自杀了。

朱棣的胜利，代表着回教势力的武将集团重新崛起，一个全新的时代，永乐盛世开始了。这个时代是朱棣的时代，是郑和的时代，也是大明回教最兴盛的时代......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海洋传奇时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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